主动撤离延安推动解放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1947年春，蒋介石发动“重点进攻”，派出了近30万大军，由得意门生胡宗南统率，分三路向延安大举进攻。毛泽东当机立断做出主动撤离延安的战略决策。开始历时一年零五天转战陕北的斗争。转战期间，党中央和毛主席运筹帷幄，在最小的司令部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有力地推动了各解放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全国解放奠定了基础。
诗赞：
成竹在胸涉风险。
留座空城给敌玩。
丘陵沟壑任意转，
谋划全局点江山。
大路朝天敢迎面，
迷阵突袭敌丧胆。
民心拥戴齐奋战，
砸碎锁链换新天。
一、主动撤离延安的历史原因
(一)，放弃延安是避敌锋芒赢得最终胜利的战略需要
1946年6月，蒋介石依仗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挑起全面内战。经过8个月的作战，到1947年2月，国民党虽然占据105座城市，却代价惨重，战斗力下降，且因固守占领城市，大量兵力无法调动，被迫收缩兵力向陕北和山东发起重点进攻。
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其决策和指挥中枢，也是享誉世界的红色圣城，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蒋介石便把延安作为重点进攻的核心，妄图将陕北的中共首脑机关和武装力量驱赶过黄河，既可打击中共的国际地位，又可以实现在华北与人民解放军决战的目的。1947年2月上旬，蒋介石便将胡宗南召到南京，确定了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基本设想。3月13日，蒋介石调集兵力共34个旅25万人，集中国民党空军力量的3/5的100架飞机，装备优良，来势凶猛，志在必得，大举围攻陕甘宁解放区。而解放军在西北的部队大都分散在陇东、山西等地作战，能用于正面阻击的只有一个教导旅加两个团共5000多人。在力量对比悬殊的危急时刻，如果死守延安必将给我军造成重大损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兵团和地方部队，由彭德怀、习仲勋统一指挥。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主动放弃延安。
可见，放弃延安既是形势所迫，是为了保存实力，赢得最终胜利的战略需要。
(二)坚守陕北不过黄河是要争取政治和军事上的主动权
撤离延安前，毛泽东明确表示他和中共中央不过黄河，留在陕北。面对众人的劝阻，他举出两个理由：
“其一，我们在延安住了十来年，一直处在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我无颜对陕北乡亲，日后也不好再见面。我决定和陕北百姓一起，不打败胡宗南绝不过黄河。”“其二，我不能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胡宗南有二十多万人马，我们只有两万多，陕北的比例是十比一。这样我们其他战场就要好得多，敌我力量对比不那么悬殊。党内分工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我拖住他的‘西北王’，其他战场就可以减轻压力。”
当时各个解放区在敌我力量的对比上均是敌强我弱。邻近陕北的晋绥解放区、晋察冀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都面临着诸多困难。在严峻的战争形势下，全国没有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而蒋介石针对党中央和毛泽东才把陕北作为进攻的重点，无论毛泽东和党中央安全转移到什么地方，都会变成敌人进攻的重点。况且，黄河以东已不再是陕甘宁边区的辖区，如果渡过黄河，就会给人们造成一种畏惧逃亡的假象，极易造成百姓精神上沮丧和情感上的失望，会削弱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动摇其必胜的信念。不仅如此，爱国统一战线会受到影响，一些中间势力可能会倒向国民党一边，美英援蒋的信心就会倍增，苏联的态度就会模棱两可。因此，无论从国际和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考量，还是从军事角度上来讲，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是为了争取和掌握主动权。
(三)转战陕北克敌制胜的根基在于党中央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人民群众的拥护
当新四旅干部要求增派部队保护党中央时，毛泽东自信满满地说：“这个你们不用担心，陕北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安全完全有保障。”延安北部和榆林中南部地区，地广人稀，沟壑纵横，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对于深谙游击战精髓的毛泽东来说，这里正是与敌人周旋的最好战场。
事实正是如此：三委分工后，留在陕北的前委机关和中央军委机关及警卫部队只有800多人。在陕北的山峁沟壑之间，他们昼伏夜行，就连敌人的飞机侦察也很难发现。这是胡宗南始料不及的。
转战陕北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安塞到靖边，面对刘戡的四个半旅的追击，险象环生，在小河几乎和敌人迎面相遇。在天赐湾，毛泽东按兵不动，唱了一出“空城计”，让敌人顺沟过去。在佳县，刘戡、钟松10万兵马南北扑来，大雨连绵，河水猛涨，面对渐渐逼近的敌兵，毛泽东毅然决定沿着葭芦河向黄河相反的方向翻山而去，脱离险境。这一切都与陕北特殊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更为重要的是：人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也是克敌制胜的法宝。陕北是共产党经营时间最长、发展最好的地方。党组织健全，群众基础良好。在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里，跟随和保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队，背盒子枪的多，骑马的多，电线多，妇女多(电台报务员)，手电多，驮骡多。老百姓心里透亮，没有一个人向战士们打听，反而封锁消息，防止敌特渗透。国民党军队走到哪里都是聋子、瞎子，始终无法确定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位置。在历次战争中，陕北地方党组织积极活动，动员百姓筹措粮草，赶制军鞋、军服等物资送到前线，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洗护组、侦察组等各类支前队伍，为主力部队提供了高效的后勤服务。而地方民兵组织、游击队又为西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现成兵源。因此每一场胜仗的背后，都有无数个陕北百姓的牺牲和付出。
(四)党中央具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及时准确的情报来源
转战陕北期间，情报的来源渠道十分广泛，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一是来源于国民党内部的潜伏人员;二是来源于驻扎晋西北的后委;三是来源于陕北地方各级党组织、侦察人员及人民群众。
首先被誉为“龙潭三杰”之首的熊向晖，在情报战方面作出了特殊贡献。毛泽东称其“一个人能顶几个师”。1947年春，蒋介石调整作战部署，制定重点进攻延安的作战方案。熊向晖冒着极大风险通过西安地下情报系将胡宗南进攻陕北的兵力部署、行动路线以及空军配合等细节报送延安。当胡宗南的高级将领尚不知情的时候，其计划就已经在毛泽东的案头。
其次，驻扎在晋西北的后委在通信保障和情报收集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共中央在陕北与敌人周旋，没有固定的驻地，为避开敌人的电台侦察，只能凭借几个小电台同少数地区保持联系。有时为了安全起见，还要保持电台静默。因此，中央各项指示、命令的传达与接收各地的来电，均由后委在三交镇设立大电台负责，这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通信安全保障。
再次，陕北的地方党组织健全而严密，群众基础良好，为情报的收集提供了便利。
(五)策动起义为转战陕北拓展了广阔空间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前。毛泽东指示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加强陕甘宁边区北线统战工作，组织北线战役，策动横山起义，解放榆横地区，使我们获得较大的回旋余地，以便对付胡宗南的进攻。
当时边区已经处在敌人包围之中。洛川以南有胡宗南大军盘踞;北部榆横地区的二十二军和保安部队，虽然力量薄弱，但如果配合行动，也可对我后方造成威胁，尤其是横山境内的石湾、高镇、武镇等地，如同一把尖刀，直插边区腹地，不仅平时阻碍边区交通，到战时更会让我军缺少战略机动的空间。
为此，中共中央西北局派精干力量，重点做驻防横山的胡景铎部的统战工作。10月，横山起义爆发，在北线主力部队的配合下，一举解放了无定河以南5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12余万人口。拔除了国民党榆林南部各个据点，使榆林失去横山等地屏障，直接暴露在我军的威胁之下，国民党在榆林周边的部队被迫全线收缩，边区后方威胁基本解除。此外胡景铎部5000余人起义，有2100余人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序列，壮大了解放军的力量，而榆林国民党军损失近7000多人，军事力量被大大削弱。同时，起义带来的心理冲击，对榆林国军产生不小影响。故而转战陕北期间，榆林国民党部队基本上处在观望状态，没有对中央和西北野战军形成过实质性的威胁。这为党中央和毛泽东集中精力应付胡宗南部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的光辉历程
1947年3月18日晚，在国民党军进攻延安已清晰可闻的枪炮声中，毛泽东、周恩来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居住了十年的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伟大历程。临行前，毛泽东对前来送行的西北野战兵团的领导干部们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3月19日上午，西北野战兵团主动放弃延安。当天下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入延安，“占领”了一座空城。
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后，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等亲自指挥下，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确定的“蘑菇战术”，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与比自己多达十倍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邓宝珊的几十万军队在陕北高原周旋，不断地调动敌人，使其始终无法准确获知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的位置，而不得不往返奔波，疲于奔命，造成补给等等方面的严重困难，士气低落。而人民解放军则选择有利时机和地形，寻机歼敌，并于3月25日、4月14日及4月底5月初，连续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歼灭战，共歼灭胡宗南部1.4万余人，有效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奠定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重点进攻的基础。
3月25日，毛泽东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子长县王家坪会合。当天，毛泽东从任弼时那里听到了山西文水县年仅15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深受感动，当即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3月29日，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河北平山，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随后，4月11日，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领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山西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 枣林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八百人组成四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代号“九支队”)指挥，由任弼时为司令，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委，化名郑位。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毛泽东、周恩来也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的化名，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 从1947年3月撤出延安起，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坚持转战在陕北，物资供给等各方面条件极端艰苦，与敌周旋环境极其险恶，从容地指挥着西北和全国各个战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真可谓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
4月12日至6月8日，党中央在陕北安塞县王家湾停留56天，一个新的全国战略部署在这里酝酿形成。在此期间，毛泽东连电前方各战场高级将领，部署各路大军的作战行动，要求各解放区在内线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并准备转入战略进攻，将战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遵照党中央的部署，5月中旬，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战场的孟良崮地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3万余人。5月下旬至6月中旬，西北野战兵团由安塞地区挥师西进，发起陇东战役，痛击西北二马。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余人，突破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8月，西北野战军连续作战5个月，转战陕北战役结束，胜利粉碎敌人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1948年3月23日，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从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临县，到达晋绥解放区，再前往河北平山西柏坡。4月21日，延安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预示着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预示着新中国的诞生!
三、党中央撤离延安搬到西柏坡，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
转战陕北一年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搬到了西柏坡。
西柏坡被选为解放全中国、筹备新中国的指挥中心，不仅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而且有多年来建立起来的革命基础和政治优势。 西柏坡，这个冀西山区滹沱河北岸的小山村，不仅风光秀丽，而且水土肥美。她位于平山县中部，正处于华北平原和太行山交汇处，在一片向阳的马蹄状山坳里，西柏坡三面环山，一面环水，西扼太行山，东临冀中平原，距华北重镇石家庄仅90公里。这里交通方便，易守难攻，既适宜危机时刻向山里撤退，顺利时又便于向城市进军。
平山县革命发动较早，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到1946年，全县党支部为608个，共产党员由1931年的60人发展到19,535人，人民群众听党的话，群众基础较好。自抗日战争以来，平山县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所环抱。平山县是晋察冀边区第四军分区和第二军分区领导机关所在地，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晋察冀边区政府、晋察冀军区等首脑机关也曾在这里居住长达三年半之久。平山县是晋察冀边区的模范县，西柏坡是个模范村。西柏坡1937年冬建党，到1948年时已有党员40名，分布在33户，占全村人数的12.3%，占全村户数的33%。西柏坡村一带村庄稠密，相距多在1-2公里，且沿滹沱河分布，依山傍水滩地肥美，地宽粮丰，稻麦两熟。对于西柏坡一带以及平山县的经济条件，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说过：“平山县可称得上是我们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较发达的农业经济，有利于保障军民的经济供给，为党中央驻地提供物质基础。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从延安撤出后不久，在陕北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中共中央由陕北向华北转移，会后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人率领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先期到达西柏坡，并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为中共中央的到达奠定了基础。
1947年5月，我军先后取得正太、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的胜利，解放了石家庄，使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中共中央的到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西柏坡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和全国土地会议，解放全中国。西柏坡时期，毛泽东思想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包括军事思想、战略战术思想，特别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制度的思想，以及从国情出发，走中国式的建设道路，通过建设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都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驻西柏坡期间，所体现和创立的一系列革命精神，包括:永不停步，将革命进行到底;执政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务必"，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团结高效，加强党的集中统一。被史学家称为西柏坡精神，核心是教育全党要经得起新的历史阶段的考验，实质是巩固和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断地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由于它产生于中国革命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所以它集中体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体现了头脑清醒、目光远大的胜利者图强自律的精神。西柏坡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四、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的伟大历史意义
(一)放弃延安是为了大量消灭敌人，再举行反攻收复延安。
在蒋介石对延安发动重点进攻时，敌我力量对比是十比一，悬殊可以形容为天壤之别。据此毛泽东决定主动放弃延安。党内外军内外很多同志想不通。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以为占领了延安，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就输掉了一切。因为大家都知道了他破坏和平，不得人心。毛泽东还解释道：譬如一个人，背着很重的包袱，里面尽是金银财宝，碰见强盗要抢他的财宝。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如果他把包袱一扔，那就动作灵活，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会重新回到我们手里。后来历史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这一战略思想的正确。
(二)转战陕北安定了民心，提高了人们必胜的信念。
毛泽东转战陕北，吸引国民党大量兵力于西北，采取巧妙的周旋、“蘑菇战术”，在运动中既歼灭了敌人，又减轻了全国其他战场的压力，使之争取到时间，寻找战机，继续大量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同时实行新式整军，胜利粉碎敌人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给各解放区提供了经验。不仅如此，毛泽东转战陕北，不仅直接谋划西北战场，而且运筹全国解放战争，经略中原，指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使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鼓舞增强了陕甘宁边区和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提高了人们必胜的信念。
(三)转战陕北有力地推动了各解放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全国提前解放奠定了基础。
转战陕北的一年，虽是3年多解放战争作战最艰难困苦的一年，但是战场形势却发生了根本转变，推动了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实现，为全国提前解放奠定了基础。除三支大军逐鹿中原、两翼牵制实现战略反攻外，毛泽东指挥东北战场和华北战场也取得一连串重大胜利，还有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和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开辟等，从而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说得那样：二十年未解决的我党优势问题现在解决了。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它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它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将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