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晨熙
独自就医看不懂流程;异地就诊不熟悉医院布局;老年人行动不便,子女又不在身边……近年来,社会化陪同就医(陪诊)逐渐成为群众就医的一项新选择。
11月1日起,我国首部陪诊服务领域国家标准——《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
基本要求》(以下简称《基本要求》)施行。《基本要求》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明确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用品、服务平台、服务人员、服务内容、服务流程等方面内容。
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基本要求》的施行填补了行业制度空白,结束了以往无章可循的局面,让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操作流程有据可依,有利于引导行业规范发展,提振公众对陪诊服务的信任度。
压缩个人私单生存空间
“以前找陪诊人员给我的感觉就像开盲盒,是好是坏全看命。”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宋女士因腿部疾病行动不便,孩子又经常出差,陪诊成了她看病时的首选。
用宋女士的话说,她的陪诊之路是“一步步试出来的”。最开始的时候,每次看病前孩子在社交平台上找陪诊人员。但是,这些人中,有的业务不熟练,有的服务积极性不高。即便碰到满意的,下次就诊时也未必能对上时间。多次尝试后,宋女士选择了一家陪诊机构,现在每次就诊前有固定的陪诊人员为她提前预约挂号,帮助取检查结果、拿药等。
“对某些人群来说,陪诊还是挺方便的。”宋女士发现,如今找陪诊的不光是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有些独自就医或者需要做大型检查的年轻人,也会找人搭把手图个安心。
由于此前缺乏统一标准,陪诊市场一直鱼龙混杂。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提供陪诊服务的既有专门的陪诊机构,又有大量私人陪诊人员通过社交软件或线下进行“揽客”。
“此前陪诊市场乱象丛生,根源在于长期以个人私单为主,缺少准入门槛与监管约束。”邓勇指出,大量无资质人员随意接单,部分从业者不仅服务不专业,甚至假借陪诊充当号贩子,加价倒号。收费随意、隐形加价、临时涨价等情况也较普遍。此外,多数患者与陪诊人员未签订书面合同,一旦出现服务纠纷、患者病历信息泄露等情况,陪诊人员可能随时失联,消费者维权难以找到责任主体,极易造成财产损失乃至医疗风险。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果吉尔锑指出,登记注册的机构因其有注册地和固定经营场所,监管有明确抓手;个人从业者数量庞大,流动性强,且大多无注册、无固定场所、无服务合同,游离于监管之外。
《基本要求》划定了行业从业门槛,将服务提供者限定为“机构”,要求其依法完成工商登记,建立服务管理制度并接受社会监督。对于陪诊人员,要求必须参加岗前培训并通过考核、持有效期内的健康证明,并建立陪诊人员信息公示机制,健康证有效期、服务年限、擅长场景、服务评价均应可查。
在邓勇看来,这一规定直击当前行业痛点,严格限定服务提供者只能是正规机构,将直接压缩个人私单生存空间,把责任落实到法人主体,解决出事无人担责的问题。
明确边界防止业务过宽
异地就诊患者,对当地医院的布局、挂号流程等不熟悉,陪诊服务能帮助患者捋顺行程,更加节省时间;医院就诊流程繁多,取号、分诊、缴费、取药等由陪诊人员来做,患者只需安心候诊即可;陪诊人员在陪伴患者就医过程中,提供的服务和语言安慰等情绪价值有助于患者放松心情……日常中,有些人将陪诊人员视为代排队的“跑腿”,但记者从一些体验过陪诊服务的患者处了解到,这项工作能为很多有需要的人群提供现实帮助。不过,实践中,也有个别从业者将陪诊工作的业务范围扩展得“过宽”,有些人甚至会代替医生帮患者“分析”病情。
宋女士就曾遇到过一位“热心”的陪诊人员,在取完血常规检查结果后,他表示,自己也是学医出身,结合验血结果为宋女士“分析”病情并推荐了另一家他认为靠谱的专科医院。
《基本要求》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划分了陪同就医服务边界。一方面,列出了陪诊人员可以提供的服务——涵盖从领取预约号,到引导就诊,再到预约检查、取药、取检查结果、记录医嘱等就医全过程,患者还可请陪诊人员代办出入院手续、缴费、订餐等生活辅助服务。另一方面,划定了七条禁止“红线”,即陪诊人员不得判读检查结果;不得参与医疗操作;不得提供医疗建议;不得代替患者或家属选择治疗方案;不得调整用药方案;不得对关键医疗信息隐瞒、篡改和选择性传递;不得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医疗文书。
“陪诊服务的核心在于‘陪’。”邓勇表示,此前陪诊服务边界混乱,不少陪诊人员随意解读检查报告、推销药品、给出诊疗建议,越位干预医疗决策,极易产生安全风险。《基本要求》厘清权责边界,明确陪诊仅为就医辅助服务,划定红线严格禁止陪诊人员介入本该由医生作出的医疗决策范畴,从源头堵住了越界行医的漏洞,守住医疗安全底线。
果吉尔锑指出,陪同就医服务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既不是医疗服务,也不等同于一般的生活照料,服务边界比较模糊。采用“清单式”管理,就能把“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明确区分开,让从业者和消费者都一目了然。
陪诊行业逐步走向规范
在邓勇看来,《基本要求》针对性极强,剑指当前陪诊行业的顽疾。比如,《基本要求》提出,在提供治疗服务前,陪诊机构应与顾客订立服务合同,并在合同中载明服务方案、服务费用及明细、双方的权利义务、患者隐私保护以及风险提示等各项事宜。
《基本要求》还要求机构做好人员背景核验、岗前培训、服务留痕与隐私保护,建立风险评估制度,实现服务过程可追溯。
果吉尔锑表示,以前从风险评估到过程留痕、从责任分担到隐私保护,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闭环,一旦发生突发疾病、摔倒等意外情形,责任归属不明确、维权渠道不通畅,患者和服务人员双方都暴露在风险之中。《基本要求》对陪同就医服务全流程作出规范,有利于引导行业规范发展。
邓勇指出,就医过程中涉及大量个人健康信息、诊疗行为等敏感内容,安全保障至关重要。通过建立覆盖服务全链条的安全保障机制,不仅能有效防范患者信息泄露与服务缩水等问题,也能大幅降低患者维权难度。
“《基本要求》为陪诊市场划定了统一标尺。”邓勇表示,过去依靠个人兼职、低价揽客、缺乏管理制度的小微从业者与小型作坊,很难满足人员培训、合同管理、应急保障等合规要求,将逐步退出市场。市场资源会向具备资质、管理制度完善、履约能力更强的正规机构集中,行业竞争也将从低价混战转向服务质量、人员专业度与风控能力的比拼,整个市场将告别灰色无序状态,逐步走向标准化、机构化、规范化,真正把陪诊做成便民惠民的正规健康服务产业。
如何让标准真正落地见效,监管部门须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果吉尔锑希望能进一步厘清各部门在陪诊服务监管中的具体职责,确立牵头部门,建立常态化联合抽查和信息共享机制。同时,压实平台责任,建立从业者身份核验、服务评价、投诉处理等机制,让无主体可追的监管盲区逐步收窄。